他1951年8月20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桑地亚哥，父亲就职海军，12岁的时候，随同父母在日本、菲律宾、阿拉斯加周游旅行。他10岁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那时他已经写作一年多了。在13岁的时候或者14岁的时候，他开始给杂志编辑故事，而15岁的时候向著名的科幻杂志Robert Lowndes’FAMOUS SCIENCE FICTION出售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过了5年他的第二部作品出版。他23岁时已经开始定期出版作品了。
这就是格蕾格·柏尔（Greg Bear），杰出的现代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因为内容涉及尖端的技术、拥有丰富的人物形象以及附有表现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社会的种种冲突的生动图例，从而广为人知。至今他出版的作品有24部，其中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他4次赢得Nebula文学奖，2次赢得Hugo文学奖。小说《移动的火星》（1993年）出版，赢得了1994年的Nebula的小说奖。近期，他在创作一部有关星球大战的小说《游荡的行星》（Rogue Planet）。在小说创作之外，他还写作自由杂文。在1984年“Hardfought”和“Blood Music”两部作品赢得了Nebula的最佳小说奖，“Blood Music”进而赢得了Hugo文学奖。在1987年“Tangents”赢得Hugo和Nebula两个奖项的最佳短篇故事文学奖。他的短篇故事《夺命逃亡》（“Dead Run”）被改编成电视播出。1979年到1982年他为洛杉矶时报写影评，为桑地亚哥联合书评报写书评。
在桑地亚哥格蕾格·柏尔做过书商，担任过低年级历史、科学历史和科幻小说课程的教师。作为一个插图画家，他投身于写作，间歇时继续艺术绘画，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类的杂志、精装书和平装书的封面上。格蕾格·柏尔在科幻作家协会供职，担任一年副主席，1988年至1990年担任主席。他还在国际空间政策组织的市民咨询理事会供职，同微软以及其它软件公司洽谈。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和妻子艾斯特瑞德·安德森·柏尔，最引以自豪的是两个孩子：埃里克和亚历山大。
格蕾格·柏尔在接受writerwrites的记者专访时谈及“在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作家？何时产生突变？”这一问题，说道：“当我9岁的时候就开始认真的写作，15岁的时候出售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但是真正的突变应当是在同一年出版《带血的音乐》（BloodMu?sic）和《永世》（Eon），它引起众多的关注，也对我而后几年两次获得Nebulas文学奖和一次获得Hugo文学奖帮助很大。我的第一本小说集《风来自燃烧的女人》的出版也是一次突变。”
科幻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它们往往是激发科幻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但是科学技术与创作的文学性之间存在一种矛盾的东西。格蕾格·柏尔谈到新作《达尔文的电台》创作中如何在没有丧失叙述节奏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情况下，在书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将诸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融入故事中。他说：“我曾经调查过近5年内在遗传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现代生物学发现，它的迷人程度超过了我15年前为《带血的音乐》所进行的调查。我为之兴奋不已，它引起创作欲望是不难的，研究科学就要研究科学家，懂得他们如何思考，生活和工作混为一体。”
格蕾格·柏尔的科幻创作并非完全虚无飘渺，而是充满历史性、社会性和生活感。其中政治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素，但是正如一位读者在把他的作品《移动的火星》与另一位科幻作家K．S．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进行比较评论时所言：“我无意于比较柏尔的《移动的火星》和K．S．罗宾逊“红、绿、蓝”《火星》三部曲之间的联系。小说没有宏篇大论，但是感觉更加和谐一体。主人公的成长是伟大的，她对年轻的火星人的政治观念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中政治内容占有很大部分，显得有些枯燥，而柏尔的作品则真正充满令人着魔的阅读兴趣和令人可信的人物形象。”《移动的火星》讲述的是，一场改变火星上地球移民的被压制生存状态的革命。当火星上的反对政治派别为了支持地球移民的斗争，科学家们制造了一次令人惊愕的爆破，助燃了冲突，从而在建立火星联合体前夕，在科学技术上辅助地球人实现此目标。最终反战的殖民领导者被迫做出决定，破除围墙，永远的改变了火星的未来前途。变革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火星上地球移民中滋长的更多的是从母体国家（国家）带来的中立态度。柏尔成功的采用这一故事情节。
在小说《达尔文的电台》中柏尔描述了庞大的社会和政治的行动，他是否从历史中看到了某些社会的变革呢？格蕾格·柏尔自言：“我读了大量的历史，并且我自己的年龄也将近60岁，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体验和经历什么情感。我将此放置在历史的审视和个人思索中。我也曾游历加拿大开发公司和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我还在各种门类的咨询团体和智囊团工作，它们同样也丰富了我的绘画。”政府、新闻媒体和宗教派别这些内容因素在小说《达尔文的电台》中就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生活化的情趣也是柏尔小说创作中很重视的方面，在《达尔文的电台》中有这样的情节：男人和富有诗意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男人们指责女人未受精就怀孕。这些内容使得小说变得富有情趣，像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
在《达尔文的电台》中柏尔塑造了KayeLang这个令人激动的人物，她研究反对谷物科学的理论，但是又在自己那里进行试验。柏尔说Kaye是他创作生涯中长久以来一直研究且希望塑造的一个可信的女人形象。他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很细微的。你必须懂得在哪里观察，在我们看似相同的地方怎样采取多种方式。当然，人类的变革从未是教条的。不教条，这是一个秘密，恰需要忍耐和观察。”因而，“我偏激而言：我们有着不同的性别，但是仅仅是因为有两种生理结构。”显然，柏尔的科幻创作是充满对人类自身的关照的。科学技术在他这里不是冰冷的，而是有血肉的。
关于生活的描述，作家往往从自身生活经验中发掘写作的感觉。柏尔同样如此。在小说中他描述孕生的场景，就是源自他自己的生活。“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的出生，现代医学在孕生方面的技术是高超的，非常之有效、有规划和安全。我的两个孩子的出生没有给母亲带来任何的痛苦，在医院的孕生中心助产士和医生非常积极的帮助，自然的孕生。这些场景进入了我的写作中。”
柏尔对待科学的态度是严谨的，他从不间断的阅读大量的杂志、定期期刊和教科书，同科学家交谈，努力到他们工作的地方旅游。他同许多科学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读柏尔的作品，扫除其中所有的错误。《达尔文的电台》，曾经有不同组织的科学家阅读，剔除中间的错误，从而使得主题更加明显。圣弗兰斯科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迈克尔·A·高尔德曼在《自然》杂志评柏尔的《达尔文的电台》中说：“他（柏尔）的作品不仅让非从事科学工作的读者拥有思考生物科学的详细资料，同时向那些忙碌的科学家发出挑战，促使他们自由的思考过去十年中杂乱脱节的发明具有何种意义。”“《达尔文的电台》，无论是被认为是荒谬的还是预言性的，都无关紧要，它是一部优秀的切实的科幻小说。它是在很好的了解事实之上进行思索的。它不是承载传统思想的文本，而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甚至成型的故事，且富有诗意。它把科学家作为真实的人来描绘，对医学世界的政治有着强烈的反应。……读这本书你将经历一次颇具魅力的旅程。”
格蕾格·柏尔的创作是指向未来的，且对传统具有一种批判性，因为“往昔思想的先驱者在今天已经是传统维护者”，这符合于科幻创作的基本精神。作为著名的科幻作家，格蕾格·柏尔对未来、对神秘有着自我的理解，这种理解颇有一种现实的人文气息：“对于我，真正的神秘的年份是产生真正得令人惊奇的事情的年份。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走在最风景优美的大路上，汽车里程表指向几乎为零度。那么，神秘的年份是什么呢？当我们真正的放弃掉自己的虚伪，真诚的进入到太阳系的时候……当我们把生物学的守旧观念抛弃在一旁，真正懂得DNA发生什么的时候……当西方文化真正进入到自我理解之境的时候，方可称之为神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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